1942年，欧博注册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3月，小平同志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一二九师政委的身份来太岳区视察工作，我作为八路军太岳纵队政委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全程陪同。从3月中下旬到5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阎寨会议、石槽会议和中条会议，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亲自指挥了浮翼战役，在太岳根据地的建设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3月19日来到太岳的。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30日，小平同志在阎寨村召开会议，参加的人员是太岳区党、政、军方面的负责同志。当时正在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两个文件，基本精神是要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要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减轻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后要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一开始就对太岳区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进步，但这些进步并不巩固，也不够快。他明确指出：太岳区1942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一是群众工作，欧博代理二是财经工作。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执行中央的土地政策，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财经工作方面，从今年开始，要做到自给自足，以战胜困难。小平同志还对太岳区党委的工作方法提出明确要求：组织检查团，深入基层检查，以使中央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小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使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会后，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即率领由太岳纵队、各界救国联合会、各专署和各县代表组成的检查团，兵分三路，深入各地，使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就在小平同志视察太岳期间，阎锡山的晋绥军六十一军再次向我太岳根据地进犯，破坏抗战。1941年后，晋绥军六十一军就由襄陵东渡汾河，开到临汾、浮山、翼城一带驻防，并与日军勾结，多次袭击我二一二旅，残杀根据地群众。1942年3月21日，我曾在《太岳日报》上发表对记者的谈话，历数六十一军东渡半年以来向我进攻和破坏抗战的事实，呼吁六十一军悬崖勒马，幡然悔悟。4月初，我又和戎子和联名，欧博abg两次致电阎锡山，要求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动。但是，对方一再置我们的劝告于不顾，继续进攻我军。小平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果断决定：发动浮翼战役，打击顽固派的气焰。小平同志对我说：对于统一战线，中央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顽固派来进攻，而且不听劝告，那就要狠狠地揍他一下。

4月15日，浮翼战役打响，小平同志直接指挥，我和陈赓协助。参战部队有一二九师的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和决死队的决一旅、二一二旅两个旅，共10个团的兵力，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六十一军展开反击。这一仗打得很顺利，到16日拂晓，共俘获顽固军665人，毙伤392人，狠狠地打击了顽固派的气焰。很快，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和阎锡山都来信，表示愿意谈判。我们也很快复信。双方坐下来，订立了抗日现地作战协定：一、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二、双方在各驻防地之政治文化教育的实施，均有自由权，不得互相破坏，并可互派代表参观；三、互通情报，欧博娱乐城共收联区联防之效。谅解达成后，六十一军主力撤回汾河以西，撤离时我们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粮食。此后，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成功地贯彻了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启发很大。

浮翼战役以后，小平同志先后在冀氏县石槽村和阳城上河村召开岳南地区党政军干部会议和晋豫（中条）区高干会议，根据视察的结果，提出了岳南和中条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其基本精神是，要抓住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和大胆发动群众这样两个基本环节，去创造和建设根据地。为此，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采取各种形式去发展地方武装。小平同志的指示，为岳南和中条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小平同志这次两个月的视察，对太岳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岳北、岳南、中条很快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1943年3月，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我担任合并后的太岳区党委书记、太岳军区政委，原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陈赓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原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奉调延安。合并后的太岳区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黄河以北，把白晋路、晋博路和同蒲路之间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abg欧博注册成为支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的重要基地。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小平同志接替彭德怀同志任代理北方局书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四）

1943年10月下旬，我动身赴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七大召开，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正式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小平同志任中央局书记、军区政委；刘伯承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任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行前，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和我谈话，明确交代两点：一是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尤其是团结工作。二是要对付蒋介石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

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成立后，首先打了两个漂亮仗，一个是上党战役，一个是平汉战役。这是小平、伯承同志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对时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两次战役。

1945年8月，时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日本准备投降的新形势，国内的阶级关系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我党采取什么方针，已经成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关心的焦点。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讲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他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本质，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和小平、伯承一起听了毛主席的讲演。这个讲演，给全党以思想、政治武装，指明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向。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定了的。但是，他仍然采取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加紧内战的部署，命令他的军队向解放区进犯；一面又摆出一副愿意和谈的面孔，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毛主席洞若观火，决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决定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一面要我们作好必要反击的准备。当时，大家对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都很担心，许多同志不愿意毛主席前去。毛主席为此向在延安开会的各大区领导同志说：这次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能否谈成功，回来得快还是慢，就靠你们坚决打击进犯我根据地之国民党反动派，多打胜仗。你们打得越好，谈判就越顺利，我也就回来得越快。

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意图，小平同志和我们中央局、军区的同志都心领神会。当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简直是屏息以待，不知道蒋介石要玩出什么花招，生怕毛主席出什么意外。小平同志则是镇静自若。果然，1945年8月，阎锡山集中七个军的兵力，向太行腹地上党地区进攻。小平、伯承同志立即决定，发起上党战役，坚决歼灭来犯之敌。8月25日，我随同小平、伯承从延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太行，同机的还有陈毅、林彪等，他们是从太行分别转道山东和东北的。一到太行，小平同志就给干部讲话，说：要打！狠狠地打！在伯承、小平同志的指挥下，这一仗打得非常出色，全歼了阎顽部队，生擒阎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上党战役刚刚打完，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马法五、高树勋两位副司令长官又率三个军沿平汉铁路北犯。1945年10月22日北渡漳河进占磁县。军区部队回转头又打了平汉战役。这一仗打得更出色，争取了高树勋率新八军、河北民军1万余人起义，活捉了马法五部下1．7万余人。

高树勋原是冯玉祥部国民联军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坚持抗日，也与我搞过磨擦，后期倾向进步，不愿充当重开内战、进攻解放区的罪人，便派人与我联络，准备站到人民方面来。小平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托人转告高将军，希望他认清形势，瞻念前途，毅然举行起义，为人民作出贡献。伯承同志也转告高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刘邓得知高树勋顾虑家眷尚在徐州的安全时，当即电告中央转告陈毅同志派人将其接到解放区。高感激不已，表示决心起义。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也准备好他若不起义，我们怎么打的问题。10月31日晚，我随同伯承同志到马头镇与高会晤，双方谈得很好，诸事作了安排。11月1日，中央致电刘邓，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又致电高树勋予以鼓励。高树勋起义，震动全国，政治影响很大。11月13日，小平同志和我介绍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随即号召开展“高树勋运动”。后来，高参加了新政协，任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过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平汉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后，小平同志当即决定在邯郸峰峰煤矿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全体（扩大）会议，研究和部署晋冀鲁豫党政军民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工作问题。会议决定：（1）扩大军队，整编主力，集中主力打大仗；（2）发动群众，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在老区复查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3）准备进行长期战争，部署后几年工作。这次会议把中央对晋冀鲁豫区工作的总意图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明确了主要任务和基本措施，它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关照全局，预谋长远的领导风格。12月14日至19日，中央局在峰峰煤矿又召开一次高干会议，着重研究如何在1946年做好练兵、减租、生产三件大事。我向会议作了群众性反奸清算斗争的情况和指导方针的报告。小平、伯承同志都很赞成。小平同志还强调说：总之，发动群众要快一些。那时，指挥作战是第一位的任务，小平同志的主要精力是在那一方面。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在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便放手地交给了我，由我主持。1946年6月10日，小平同志又在邯郸主持召开过一次晋冀鲁豫全区土地会议，由我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和毛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如何在解放区腹心地区，抓住7、8、9这几个月时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当时中央局的工作主要是一边支援前线，一边领导土改，紧张而又繁重，一点不能耽搁，可以说是在抢时间。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刘邓率主力部队向豫东、鲁南方面作战。1947年5月4日，中央电令刘邓休整，准备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军队数量上，国民党都仍占优势，尚在继续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把提早实施外线作战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交给刘邓，离开晋冀鲁豫自己的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在无后方的条件下孤军作战，是兵家都不会贸然选择的。这种千里跃进，实际上是战略防御态势下的一种战略进攻。刘邓不但临难不惧，毅然受命，而且指挥若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超娴熟的军事才能。同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打开了南下通道，开始了逐鹿中原的壮举。8月末，部队进入大别山区。9月，中央决定我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从此，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就完全由我承担起来了。

从小平同志进入太行到挺进大别山，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同小平同志相处、共事，真是受益无穷。这10年，他开始处在一个战略区、一个方面军的领导岗位上。他那种既善于关照全局、高瞻远瞩，又坚持从实际出发，果断行事的大家之风，使我终生难忘。（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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